三农政策论文篇1
但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由于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我国定位为“三农”服务的媒体形势并不乐观。反思当前的“三农”新闻报道，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总体上还存在种种不足。主要问题是浅层次、一般化的农业动态报道多，而重点报道、深度报道少；单一形式、单一体裁、平面式的报道多，而多侧面、多层次、立体化、全方位式的报道少；单纯政策灌输式的报道多，而通过解剖典型加以引导和示范的报道少；对一些重点题目，分散写、零星发的多，而作为整体系列连续发的少；发自由来稿较多，而主动策划的报道少等。
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媒介功能的充分发挥，使得党和政府与农民沟通的渠道受阻，国家的惠农政策不被广大农民所掌握和了解，农民的心声和愿望得不到合理的反映，而涉农媒体也由于自己报道的“大”而“空”而造成“报纸无人读，节目没人看”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正是由于涉农媒介的角色缺失，定位模糊引起的。因此，“媒介三农”做到合理、准确的角色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媒介三农”该做怎样的角色定位呢?
首先，“媒介三农”是国家“三农”政策的宣讲者。这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媒介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因此，“三农”媒介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体现党的意志，广泛报道党中央对农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各级政府的对农政策和文件，各级政府树立的农村典型等，传达“官方”的声音。对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对农政策的宣传是农村新闻报道的重要职责，也是农村新闻报道的重头戏。另一方面，宣传党和政府关于“三农”和新农村建设的方针政策。并不是说要做机械的执行者，而是在报道中充分发挥创新意识，通过智慧劳动，生动形象地加以解释。有些政策措施着眼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长远利益，也许会和农民的暂时利益发生冲突，为农民所不支持、不理解，这就需要在报道中用明白晓畅的群众语言、通俗易懂的大众化的宣传形式，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向农民耐心讲解，释疑解惑，理顺情绪，真正弄懂中央的精神，鼓舞农民积极主动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热情和创造力。
其次，“媒介三农”是政府和农民的沟通者。媒介不仅担负着把党和政府的政策向下宣讲的角色，而且还有对上传达农情，反映民生民情，为决策层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的责任。也就是说，“媒介三农”起着沟通政府和农民之间的“桥梁”作用。1948年，刘少奇同志在同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首次将党领导下的媒体比喻为“桥梁”，他指出：“我们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而其中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报纸、新华社。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必须有这些桥梁，千座桥，万条线，最重要的就是报纸。”②把媒介比喻成“桥梁”，同时强调了两个方面，包含信息的“我往”、“你来”。传媒作为党和政府与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除了政策的上情下达，还担负着反映农村意见呼声、下情上达的重大使命。由于农村缺乏城市所具有的相对完善、便捷的反映渠道，农民也难以娴熟地使用“汇集民意的新通道”――网络，使得底层话语无法通畅地“下情上达”。新闻媒体要发挥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俯下身子，深入农村，倾听农民的呼声和要求，这不仅使农民有了表达意愿的渠道，同时以自己的信息收集优势，忠实记录“三农”政策的实施效果，将来自农村的意见和建议，迅速反馈给党和政府，达成良性互动。
再次，“媒介三农”是农村工作的指导者。任何新闻都是一种“无形的意见”，挟带着传播者的意见、观点和倾向，媒介的指导者角色是客观存在的。中国的新闻工作在这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同志曾指出：“我们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③在西方，随着报刊的社会责任论逐步取代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而成为西方大多数国家新闻的媒介主导性理论，加强新闻的指导性的趋势日趋明显。④“媒介三农”的指导者作用是指涉农新闻媒体利用提供报道信息、表达观点、解释缘由、公开劝服等手段，对农村受众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方向性指点和引导作用，主要包括对农村受众的鼓舞、示范、论证、启发、解释、预测和警戒。农村新闻传播者常以教师和指导者自居，他们一般是通过循循善诱、典型示范、触类旁通、潜移默化等软性方式间接发挥自己的指导作用，有时也通过社论、评论、按语、批评性报道或者调查性报道等刚性的方式直接释放自己的指导功能。当然，新闻的指导作用始终是道义上、思想上的影响，决不能把新闻指导性当作指挥权。对于指导性信息，是接受还是拒绝、是听从还是反对，一切只能由受众做主，农村新闻工作者并不能越俎代庖。
第四，“媒介三农”是和谐舆论氛围的营造者。舆论监督是传媒的基本功能之一。我国农村基础差、历史欠账多，各种因素错综复杂，所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或一些预料不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传媒及时进行舆论监督化解矛盾，创造和谐安定的舆论和社会环境。因此，传媒的舆论监督角色显得尤为重要。要监督中央惠农政策的落实，防止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变异”。要切实承担起营造和谐气氛、疏通渠道的职责，通过有效舆论引导和化解矛盾，维护稳定，预防“”发生。我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社会转型年代，在新一轮城市化和工业化热潮中，因征地纠纷引发的一度出现高发态势。舆论监督并不是让媒体热衷于揭露性报道，媒体要通过全面、准确的报道，有效地沟通、舆论监督，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同时，缓解或化解矛盾，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在第一位。
最后，“媒介三农”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农民普遍存在发家致富的渴望，但却苦于缺乏信息，致富无门，而“媒介三农”就能通过各种形式，传播经济信息，推广致富经验，引导农民致富。一方面改善内容结构，加大与“三农”相关性强的农村信息技术服务节目量，传达农林科技知识、致富信息等。同时，进一步做好自主创业宣传报道，通过典型宣传，挖掘经验为农民交流自主创业搭建平台，提供良好的示范效应。将农民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面貌方面创造的新鲜经验及时总结传播，为新农村提高自主创业能力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以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拓宽发行模式，让媒体传播效果真正落地。
进入新世纪以来，“三农”工作一直是各级党委、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来全面推进，因此，作为党和政府在农村重要的宣传阵地和培养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载体的“媒介三农”，一定要做到准确、合理的角色定位，做好宣讲者、沟通者、指导者、营造者、促进者的角色，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更大、更多、更好的贡献。
注释：
①李升科：《解读电视媒介在“三农”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信息中枢”作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2)。
②《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50页。
③《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④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三农政策论文篇2
1国外文献研究
国外的很多研究主要是分离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很少有分离财政支农以作为一个项目来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国外研究比较多的领域是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农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针对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财政农业投入问题，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有关公共物品理论的研究“公共物品”的概念是随着学术界对政府职能和国家财政等有关“公共”问题的研究而引入的。公共物品的概念最早是由大卫•休谟(DavidHume)1739年提出，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AnthonySamuelson)加以规范的。萨缪尔森提出现实的市场经济即非单纯的私人经济，也非单纯的公共经济，而是一种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组成的“混合经济”。“混合经济”理论的产生，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突破，到20世纪60年代己成为现代财政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分析》一文，将物品分为“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一年后他又发表了《公共支出理论的图解》一文，将“集体消费品”改为“公共消费品”。因此，物品就分为“公共消费品”和“私人消费品”两种。从理论上来讲，公共产品理论作为财政理论之一，是西方国家政府财政支农的重要理论基础。西方学者认为，农产品生产与分配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但农业生产本身又具有外部性和公益性，农业所带来的效益不仅是农业自身受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还会带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如农业基础设施、水利设施建设带来的生态环境改善，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带来的社会进步等。所以，农业又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属于政府财政支持范畴。
1.2有关财政农业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1961年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出版了《经济增长与农业贡献》一书。库兹涅茨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以及国内农业通过出口农产品而获取外汇收入的贡献。1964年美国的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出版了《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农业的迅速稳定增长，而且，这个农业必须是现代农业，因为传统农业不具备迅速稳定增长的能力，出路在于引进先进生产要素，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霍利斯•钱纳里(HollisB．Chenery)、莫塞•塞尔昆(MoisesSyrquin)等人根据1950～1970年100多个国家的数据，分析经济长期变化趋势，发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300到1200美元的过渡时期是国民经济结构发生迅速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固定资产用于农业、基础设施、服务业的比重分别为10%、40%和24%。里克•安特尔(RickAntle)1993年估计了一个单方程生产函数，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研投入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提高农民收入，从而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率。而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学研究所需费用无不依赖于政府财政农业支出。汉斯•宾斯万格(HansP．Binswanger)等1993年估计了印度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指出公共基础设施应该投向生产率较高的地区。
2国内文献研究
国内对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一是研究财政农业支出总量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主要从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研究的。二是研究财政农业支出结构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2.1全国视角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1)李焕章利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数据，验证1986～2000年财政支农支出增长和农业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结论:财政支农支出增长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增长推动了农业产出的增长，农业产出的持续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政府增加财政支农的力度。(2)肖新成和曹子坚利用灰度综合关联度，分析1990～2003年的数据，检验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增长的关系，得出与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各税收收入关联度由高到低，分别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农村救济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和财政价格补贴。(3)王敏对我国1981～2005年的财政农业投资与农民纯收入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出“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是影响农民纯收入的最重要因素，农村基本设施建设次之，农村救济费位居第三。(4)魏朗［1］对1999～2003年西部各省份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支农支出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其产出弹性系数为0.06。(5)刘革、邓庆彪通过对我国1994～2004年财政支农的规模经济效益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其中的4年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其余6年规模收益不变。影响国家财政支农绩效最重要的投入因素是支农支出的规模，其次是农村救济费的投入。(6)王文普、陈伟采用VAR模型和VEC模型，选取1978～2005年为样本数据，得到的结论是财政支农总支出对农业增加值有着显著的不利影响，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
2.2各省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1)李玉萍利用C－D生产函数得出:1993～2003年山西省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绝对额逐年上升，但是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偏低;财政支农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农管理体制不完善;财政农业投入在农业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不明显。(2)孙美玉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双对数模型，对1990～2004对甘肃省的财政农业投入进行了绝对量和相对量的比较分析，同时还进行了结构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3)胡春香以1990～2005年的有关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运用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来探讨甘肃农业财政支出与农民纯收入动态关系，得出了农业财政支出的增加并未能带来农民纯收入的显著提高，说明甘肃农业财政支出效果并不显著。(4)杨林娟、戴亨对甘肃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财政支农支出是甘肃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推动力。(5)陈其清［2］利用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对湖北省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与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公共财政农业投入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长期均衡关系，但也存在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2.3最优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研究
(1)松山公纪(MatsuyamaKiminori)［3］通过财政支出在不同领域内的比较优势，给出了农业领域内的最优投入规模实证结果，并分析了财政资金投入农业领域同投入其他领域相比的竞争优势。(2)常(Chang，音译)指出财政农业投入对经济增长来说有双重影响，既有可能通过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城镇化速度减慢，从而对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又有可能通过增加农业产出增加所得税和政府支出，从而又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由此他认为财政农业投入应该有一个最优规模，但他只是给出了定性分析，并没有得出定量结论。(3)侯石安析了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目标选择和政策优化问题，结论是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农业投入规模，使未来财政投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由4%上升至10%左右的水平。(4)郭玉清通过构建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农业生产函数模型，利用1981～200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为8.26%。(5)何振国［4］结合巴罗的分析，政府财政支出G为最优时，MPG=1，类似地，通过对农业生产函数加入财政支农因素并分解，使用1990～2003年的数据对估计出了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大约为农业GDP的47.2%，即此时，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为1。
2.4财政支农资金绩效方面的研究
(1)沈琼利用C－D生产函数得出:1980～2001年河南农业财政支出总量不断增长，支出的相对规模却在不断下降，分析了原因，同时预测未来十年河南农业财政支出总量;运用定量的分析方法分析河南农业财政支出效益情况。(2)李江利用C－D生产函数得出:1984～2003年使用定量模型对新疆农业财政投入资金结构效益进行分析，并对农业财政投入资金的绩效进行评价;将新疆农业财政投入纳入WTO框架下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3)吴建南利用逻辑模型从投入－产出－中短期结果－长期结果，四个层面构建了财政支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4)李星、王艺明运用增长因素分析法和边际收益法剖析了2000～2007年中国26个省际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产出的关系，发现不同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不同的边际收益。
2.5财政农业投入与农民纯收入关系的研究
(1)廖红丰等在深入分析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民增收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财政支农政策现实优化建议。(2)杜玉红等选取1980～2002年财政资金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5个变量，运用OLS法分析了其与农民年纯收入的关系，认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村救济费是农民增收的有利因素，而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则阻碍了农民收入增加。(3)刘旦运用VAR模型对财政支农结构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表明，从长期角度看，农民收入与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呈负相关关系;与支农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呈正相关关系;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比较大，其次是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最小。(4)王敏等对我国1981～2005年财政农业投资与农民纯收入关系进行了协整检验，并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两者之间存在的长期和短期的协整关系。研究表明，从长期看，农村生产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是影响农民纯收入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农村基本设施建设，农村救济费位居第三位。从短期看，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以及农村基本设施建设投入增长对于农民纯收入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如长期显著。(5)王力等从农民收入稳定、快速增长与农业弱质性之间的矛盾出发，从实证分析角度研究了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得出了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中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江西省农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政策性建议。(6)刘宏杰、李素娜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07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冲击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具有正向影响。
2.6农业支持和农业保护政策的研究
(1)陈根长提出:外部政策调整和机制转轨的核心是财政支持，要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对农业支持的政策和机制问题，国家正在进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2)苏明指出，随着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持续发展对资金需求加大，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强化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是当务之急。(3)财政部农业司通过考察意大利、希腊的农业财政政策，提出“三个效益”和“四个依靠”，即环境效益、社会经济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依靠政策、依靠科技、依靠投入和依靠制度创新。(4)苏晓艳、范兆斌通过分析，指出我国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多年来不仅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还呈现出不断缩减和恶化的趋势，并直接导致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供应紧张，价格大幅度上扬，通货膨胀压力大。今后必须从城乡统筹发展、粮食战略性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和农业结构调整优化等事关我国改革与发展大局问题的角度出发，重新调整和构建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5)陈锡文、韩俊、赵阳通过制度的案例分析，指出我国县乡财政危机的原因，主要表现和如何治理农村公共财政危机。(6)何菊芳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政府应当承担财政责任，打破城乡分割的财政政策，对“三农”多予少取，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革现行的农村财政体制，充分满足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
2.7从国际比较角度研究
(1)郭玉清从不同国家横向比较情况来看，我国当前财政农业投入规模甚至比有些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投入规模还要低，更不用说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虽然不同国家产业结构不一样，决定财政农业投入的最优规模也不同，但数据比较结果仍然说明我国这一指标值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张彩彬［5］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财政投入总量不足，农业财政投入结构不合理和农业财政投入效率低下等问题。(3)陶学荣分析法国财政支农政策的特色，提出我国农业财政投入政策应突出支农重点，利用低息，贴息等有效支农方法。(4)秦富等对国外农业支持的政策进行了研究。(5)柯柄生研究了国外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的做法、原因及意义。
3财政农业投入研究的述评与启发
三农政策论文篇3
[关键词]农村政策行政决策对策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4）10-0001-02
一、在落实农村政策中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状况
一是表面一致、阳奉阴违、“替换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一些地方表面上出台了贯彻上级农村政策的措施，实际上却实施相违背的方案，使上级农村政策落空，表面一致、阳奉阴违的执行。二是改其实质、曲解其意、“选择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三是“象征性”走过场的执行上级农村政策。四是搞土农村政策、添工加料、“附加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五是“欺骗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六是“对抗性”执行上级农村政策。七是“相互争权”矛盾性执行。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危害
一是削弱中央农村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变通”农村政策，肢解、曲解、抵制中央农村政策，制定“土农村政策”，实行地方保护主义，执行的结果出现了与既定农村政策相悖的情况。这样的“对策”是不合理的，更是不合法的，其危害极大。
二是助长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抬头。对中央和上级的农村政策按需取舍，符合本地区、本单位利益的坚决执行，不符合就消极执行，甚至阳奉阴违，使中央和上级农村政策成为一纸空文。
三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分散主义危害巨大，造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严重后果。更严重的后果是中央农村政策权威性、严肃性正在受到来自国家机器内部的更具自我利益、自我意识、自治权力日益增大的地方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挑战，长此下去，就有可能形成“诸候割据”的局面，危及国家和民族的稳定和统一。
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产生的原因
1.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党性和宗旨意识缺失
在宗旨观念方面，一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不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能坚持以人为本，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严重。在组织纪律方面，他们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纪律观念淡薄，对中央的决策部署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2.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执政理念缺失
一些农村政策执行者“官本位”思想严重，或“地方主义大于天”，或经不起发展中的各种诱惑，世界观、人生观发生变形，逐渐淡化了“执政为民”的理念，将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歪曲执行，把人民赋予的权利作为谋取个人利益、中饱私囊的工具，作为大搞政绩工程、实现平步青云的台阶，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3.根本原因是利益驱动，追求利益最大化
农村政策执行活动就是对利益的重新配置。利益是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旋律，这就必然导致各个利益群体为了本身的利益进行博弈，力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执行主体或者农村政策指向的目标群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一味强调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而对原农村政策的支解曲解。
4.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关键原因是权力寻租
执行人员按要求代表人民利益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农村政策，由于“经济人”理性的存在，农村政策执行者也在时刻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执行方式，由于制度的不完善，这种角色错位极有可能导致权力寻租。
权力寻租是权力所有者利用公权力直接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活动，是通过权力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以获取物质利益。“权力寻租”腐蚀的就是农村政策执行主体，通过农村政策执行主体角色异化改变公共农村政策的本意，使农村政策执行走样，甚至落空。这种由于农村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主体相勾结导致的“对策”行为极大的影响了原农村政策的执行，甚至使原农村政策成为一纸空文。
5.农村政策本身的缺陷和漏洞是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制度原因
农村政策得到很好执行，前提是农村政策本身具有合理性，而农村政策本身的缺陷构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诱发因素。农村政策缺陷体现为农村政策的多变、政出多门、农村政策缺乏科学性，不完整，不配套。今天这个部门在自己管辖范围制定一个农村政策，时过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由另外部门匆忙出台一个农村政策，这些农村政策之间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建立起农村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性，造成农村政策执行起来普遍性的短期行为和投机行为，对新农村政策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不奇怪了，这种农村政策之间的“撞车”为农村政策执行者各行其是，各取所需提供了条件，造成对农村政策的选择性执行，避重就轻，无法威慑违法生产行为。
6.农村政策执行的监控不力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管理原因
农村政策执行的监控部门面临的却是监控的权威、资金、技术、人力、信息资源的严重不足问题。这就造成实际工作的几个工作人员监督严重不足，信息缺乏、设备落后，监控农村政策执行起来流于形式。甚至在处理中，监察部门只有建议权，权威性不足，社会舆论、新闻媒体的监督缺乏实质制约性，且容易受权力干扰，导致一些政府和大型企业在农村政策的执行中大搞“对策”行为。
四、治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对策
1.加强党性和宗旨教育。一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装头脑是避免党性缺失的基础和前提；二是改造世界观的实践是避免党性缺失的有效途径。三是接受党内生活的锻炼是防止党性缺失的基本保证。四是注重自我修养是克服党性缺失的内在动力。五是建立健全内民主制度、干部选拔制度、党内监督制度、廉洁从政制度、执行的保证机制、长效机制机制是克服党性缺失的关键环节。
2.以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树立适应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正确政绩观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基本前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树立正确政绩观，首先要解决好“政绩为谁创”的问题，始终把群众的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切实解决农民增收、企业改制、劳动就业、征地拆迁以及教育、医疗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用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实际成效创政绩。
3.以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加强农村政策执行中的思想文化教育。加强农村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的思想意识教育具体来说就要二者分别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政绩观。各级官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贯彻到农村政策执行过程的始终，自觉抵制农村政策执行中的干扰因素
4.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完善权力制约体系。权力寻租而导致腐败是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影响农村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因素。惩治权力腐败行为是遏制地方“对策”行为最核心的措施。权力制约是关键，要建立健全一整套的官员任免考核管理、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和权力监督等制度，对权力寻租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腐败成本，使权力寻租腐败者“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规范权力运作，使得官员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根本上保证农村政策的实施。
5.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农村政策本身存在问题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诱发因素。“好制度可以让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方面”合理完备的农村政策，本身就减少农村政策执行主体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减少违反农村政策所带来的违规收益，同时，加大了农村政策违规的心理成本和被发现的几率，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获得的净收益趋向为零，甚至为负，消除“对策行为”产生的收益动机。
6.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善农村政策执行的监控系统。完善的农村政策执行监控能够减少农村政策执行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首先，完善监控主体地位，权力来源与配置。农村政策执行者之所以挑战中央农村政策的权威性，搞上“有农村政策下有对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农村政策执行监控机构法律地位低，权威性不够；隶属于一级政府，受权力干扰大，独立性不强。造成下级监控上级、部门监控政府。这种由于机构设计的先天缺陷导致监控效率递减，监控行为流于形式。改变这一现象就通过立法，以法律保障监控部门独立的地位，赋予更大的监控权力，增强权威性，使监控做到“有法可依”“有权可依”。
7.完善科学的政绩考核和干部应用机制是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核心内容。对干部考核评价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财政收入的多寡，还要注重党的路线、方针、农村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遵守程度。要在政绩考核中增加群众评价的比重，改变自上而下的单一政绩评价体系，用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融入企业、社会团体特别是人民群众的评价意见，使政绩评价主体多元化，彰显企业、社会团体和群众意见在官员政绩评价当中的重要作用，使地方官员在注重政绩和升迁的同时，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多考虑公众需要和公众利益。
8.提高执行人员素质。农村政策执行是由执行机关来具体行使的，执行机关的特性直接决定着农村政策执行的成效问题。很难想象一个无战斗力、无效率的的机关组织能够获取农村政策执行的成功。执行机关必须做到首先职责分明，即明确规定每一个执行机关的权力大小和职权范围，其次，领导集中，指挥统一，目标、行动和指令要一致；第三，制度健全，运行机制要有序。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执行人员素质。由于执行机构的核心要素是执行人员对农村政策理解的程度的意向、态度和行为与执行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要重视执行人员的选择和配备。执行人员不仅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还应具备一定的文化和专业知识，合理配置不同专业的执行人员，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长。
9.强化督导制度。强化督导，严查实督，积极作为，大胆工作，敢于“唱黑脸”；要深入基层，接近群众，做到巡得勤、督得严、抓得实。只有这样才能杜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综上所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危害极大，诱发原因复杂，必须从源头防治，就必须以十、群众路线理论为指导，切实把以人为本的核心贯穿到确保政令畅通的工作中，不断创新农村政策执行监管机制，提高执行人员思想道德和党性修养、宗旨意识及业务能力素质，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完善公众监督体制，增加农村政策、制度透明度、完善科学的政绩考核和干部应用机制、增强惩治权力腐败力度，完善惩治权力腐败的措施。才能有效的遏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保证政令畅通。
参考文献
[1]十报告
[2]李亚荣，我国公共农村政策执行偏差及治理研究，西北大学，2007年
三农政策论文篇4
关键词：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三农”理论
中图分类号：F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07(2012)02-0001-07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中共产党已经走过90年的风雨历程。在党的90岁生日之际，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的执政经验与理论进行系统地总结是非常有意义的。本文对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探索作以系统的总结。
一、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
研究的现状及意义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有关“中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研究成为学界热点之一，但对于“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本经验”的研究却很少。就内研究现状而言，虽说“三农”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有关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探索的整体研究并不多见。现就搜集到的资料，就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基本理论的研究分下述两类略作综述。
1.有关党领导“三农"32作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研究。当前，全面研究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文章比较少，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是围绕着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某个方面进行的：(1)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的研究。如：山东大学张春梅在2007年硕士论文《的“三农”思想研究》中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三农”理论的探讨和列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是“三农”思想的理论来源。(2)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主要内容的研究。方振辉在《理论视野》2007年第4期发表的《十六大以来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创新》一文中，把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分为：重中之重，两个趋向论断，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与维护农民权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改革城乡二元体制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七个方面。(3)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主要特点的研究。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发表的《对“三农”问题的理论创新》一文中，把“三农”思想的主要特征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三农”定位的高度，二是科学理论的系统性，三是理论风格的求是性，四是施政思路和政策措施的多样性，五是价值取向的人民性。(4)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理论创新与发展的重大意义的研究。如山东大学张春梅在2007年硕士论文《的“三农”思想研究》中认为，“三农”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一是进一步深化了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二是推进了我关于“三农”工作的实践。
2.有关党领导“三农"22作的基本政策的研究。关于十六大以来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基本政策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是对“一号文件”的研究。如，董文兵在《中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发表的《从十个“中央一号”文件看30年农村改革》一文比较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共产党专门就农村工作相继在20世纪80年代和新世纪初两个时期共的lO个中央“一号文件”，总结了lO个中央“一号文件”所集中反映的中共产党通过政策制定和实施推动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
总之，当前研究十六大以来党领导“三农”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成果中，大多数学者仅仅就某个方面的创新进行了研究，就十六大以来党对“三农”理论与经验的创新与发展进行及时、全面梳理的文章还未见到，这就为本课题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和余地。
(二)研究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是我农村经济发展最快、农民得实惠最多、党中央出台惠农政策最多的一个阶段。面对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但理论界对这一阶段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经验和理论缺乏系统的研究。因此，研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体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1.理论层面。系统总结十六大以来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经验和理论，进一步完善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体系，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必要的学理资源。
2.实践层面。通过总结十六大以来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经验和理论，指导我们科学面对我农村发展出现的新的机遇与挑战，为今后的相关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二、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农产品告别了短缺，但是“三农”问题不断显现，“三农”工作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引起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针对“三农”工作，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举措，把我们党的“三农”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高度。深入研究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本理论产生的背景，有利于深刻理解理论产生的科学性和现实针对性。而十六大以来中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探索的背景可以从现实与理论两个角度来把握。
(一)现实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农”工作的形势越来越严重，用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还可以把当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用以下几个字来表述：
1.重：农民负担重。(1)税费负担过重。税费改革前，农民的各项税费负担逐年增加，2000年达到1359亿元。(2)教育负担过重。家统计局城乡调查队抽样调查发现，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10月，在拥有就学阶段孩子的农村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达到了32.6％；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子女教育花费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也分别达到了25.9％和23.3％。(3)医疗费负担过重。卫生部2004年12月2日公布的《第三次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显示：我医疗服务费用增速超过了人均收入的增长，医药卫生开销已成为家庭食品、教育支出后的第三大消费，城乡居民平均一次住院费用相当于一个居民一年的收入。
2.多：农民利益流失多。(1)价格方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家为了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和合同定购。通过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的形式，运用比较隐蔽的价格手段，使农民的利益合法地从农业流向城市的工商业。专家估算，建以来农民累计作出的资金贡献高达约
9516亿元。近几年来，虽然国家放开了工业消费品的价格，但一些行业仍处垄断经营状态，同时，工业产品在价格方面相比农产品本身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实际上工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仍然存在，专家估计每年仍高达1000多亿元。(2)税收方式。具体表现为城乡居民的税负不公与传统农业的税负过高，在税费改革以前农业税逐年增加，2000年达到465亿元。(3)信贷方式。近年来，由于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各大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自身的效益，普遍存在从农村中收缩营业网点，并且转移信贷重点，向大城市和大企业集中。直接导致金融机构从农村吸储多、放贷少，农村资金大量流向城市。据测量算，1996-2000年，农村地区通过信贷渠道流出的资金由1912亿元增加到4048亿元。另据有关研究，在改革以后的数年份中，信贷资金都是从农村净流出的，在1979-1994年的15年间，有11年为净流出，流出资金总量为882亿元。致使农业和农民办的乡镇企业贷款十分困难，以2000年为例，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达99371亿元，而用与乡镇企业和农业的仅占10％，(4)土地征用方式。现行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实行行政审批制。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规定农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标准。而城市建设土地的出让价则实现了市场化，农民的集体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市场价格大幅飚开，远远高于对农民的补偿，为政府建设城市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据有关部门粗略估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通过土地征用从农村中转移出的土地资产收益超过了2万亿元。(5)行政管理制度。现实中乡镇职能严重错位，一方面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营自，另一方面，一些乡镇干部为了片面追求政绩，不切实际地大搞政绩工程，使农民苦不堪言。同时乡镇机构雍肿、人员膨胀，全国仅在编的乡镇干部有1200多万人，大约40个农村劳动力供养一名干部，为了解决乡镇工作人员的吃饭问题和维持乡镇的正常运作，巧立名目、乱集资、乱罚款，以罚代管，变换各种手段从农民身上取得收入，这无形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6)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后我国阻碍城乡人口流动的户籍约束与城乡壁垒仍然存在，有许多对农民工的歧视性规定大大地束缚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土地的生产率极低，在农村形成了约1.5亿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在城市中进城务T的约1.3亿农民工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他们既不享受社会保障，也享受不了基本的劳动权利。他们用超长的劳动时间，恶劣的工作环境，换来是微簿的工资。他们用辛勤劳动为城市的繁荣富强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却总也摆脱不了贫困和被歧视的境况。据测算，一个农民工在珠江三角洲地带的贡献，折合成GDP约为3万元左右，除去自身消费和带回家乡的费用，还剩余1.5-2万元左右。以平均每人最低贡献1-2万元计算，四川有300万人在广州打工，为广东省的GDP的贡献每年约为300-400亿元。
3.少：财政投资农村少。(1)公共财政：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国家从农村中征收的税收增加很快，但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则明显落后于农村税收增长的速度，使财政资金从农村中净流出1978～2001年，农业税和乡镇企业税金由54亿元增加到了2594亿元，年均增长20.3％。同期，国家用于农业的支出由不到51亿增加到1516元，平均增加10.5％。致使农村资金由财政渠道净流出达1078亿元。(2)社会保障：现实中农村的社会保障严重缺失，政府把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绝大部分投向了城市，在城市已经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分配给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农村比例严重偏低。2002年财政用于城市社会保障的资金约1200亿元，城市人均239元，而投向农村的约186亿元，农村人均约24元。农村社会保障主要以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为主。
4.大：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主要表现。2002年达到3.11：1，创改革开放24年来新高。2003年将再创新高。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表明，城乡居民收入比一般为1.5：1，超过2：1的国家只有3个，中国为其一。
5.差：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集体组织的不断解体，农村公共物品缺少了主要的投资主体，灌溉系统、道路桥梁年久失修；一些曾经消失的流行病重新出现；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使得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差。这些严重的问题要求我们党需要对以往的各项政策进行反思。
(二)理论背景
发展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一时期阶段性基本特征是农业不再替工业发展提供利润，农业与工业的相互关系将得到大的改变。工业依靠自身的积累实现增长，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城乡统筹的前提和条件。因为当工业化借助农业剩余扩张到能够通过自身的积累生成推动工业化的能力时，工业化进一步推进就不应再从农业中吸纳资本等要素。刘易斯认为，随着农业完成工业化积累的转折点出现，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萎缩，农业应成为接受“补助”，而不是受“挤压”的部门。换言之，一旦农业利润不再作为积累流向工业部门时，农业就获得了利用自身积累来寻求与工业平等发展的机会与权利。这就是工业化中期阶段城乡关系的基本特征。与工业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相适应，确保农业积累不再为工业发展所吸取，农业与非农产业平等发展。众多学者认为，2002年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成为最重要的理念。所以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对“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
三、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的成果
“三农”工作的严峻形势要求我们党无论是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理论的角度都需要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和改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顺应时展的要求，针对“三农"32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形成了我们党新的“三农”理论思想，可以概括为“六个基本”的理论体系和“举措”的政策体系。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六个基本”构成了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基本理论体系
1.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三农”工作方针开始重大的转变，由城乡有别向统筹城乡，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转变。
2.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2003年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了在这个阶段“三农”工作在党和政府全部工作中所处的地位。
3.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论断，并在随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国现在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这是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为制定各项政策提供了现实和理论依据。
4.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2003年年底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着重研究了促进农民增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等重大问题，中央指导农村工作的文件进一步明确，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长期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为我们党制定新“三农”的政策提出了基本方针。
5.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任务。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专题叙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任务。同年1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2006年农业和农村工作时指出，2006年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任务，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标志着我们党对“三农”的关注由经济层面向全方位的转变。
6.提出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基本目标。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对“三农”工作做出了新的部署，对农村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为我们党的“三农”工作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这“六个基本”构成了新时期指导“三农”工作的基本理论。
(二)“举措”构建了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基本政策体系
正是基于这一些战略思想，2004-2008年，中央连续出台了5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农惠农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举措。一是全面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终结了2600多年农民种地缴纳税收的历史；二是实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农业补贴制度，开创了直接补贴农民的历史先河；三是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迈出了农业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四是全面推行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免费义务教育；五是普遍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减轻了农民看病就医的负担；六是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构筑了困难农民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线；七是不断加快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八是切实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和服务，推动了城乡平等就业的进程。这八个方面的重大举措，基本构建起强农惠农的政策体系，初步搭建起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框架，正在形成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效机制。
四、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
成果的特征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三农”理论，与我们党以前的“三农”理论相比较具有显明的新思想和新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生的社会背景新
我们党以前的“三农”理论是在农业社会和工业化初期阶段，在社会生产力不够发达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而我们党的新“三农”理论是在我国工业化发展到中期阶段提出来的。因而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完全不同的。
(二)追求的目的新
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是人的衣食之源，也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统治者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一方面重视农业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重视农业税收，重视禁止农民经商获取流通领域的利润。这种重农思想和重农政策，主要是重农业生产，重农民人口的数量，重国家对农民的索取。
我们党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农民问题，把农民问题当作革命的主要问题，所以农民拥护共产党，支持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把7亿亩土地分给3亿农民，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按说农民问题应该解决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根本解决。因为新中国要强大起来必须搞工业化。借鉴国际经验，从中国国情出发，发展工业化，必须走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道路，也就是“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发展模式，因而国家继续征收农业税，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同时还实行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经过20多年，我国工业化发展了，农民对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工农差别、城乡差距形成了，而且愈来愈大。事实上我们党重视“二三农”工作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完成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积累，农民仍然是被索取的对象。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工业化发展也在总体上到了中期阶段，而城乡差别仍在扩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新的“三农”理论，从战略看，主要是重农业、农村生产力发展；重维护和实现农民利益；重政策创新和制度改革。从工作看，主要是财力分配等向“三农”倾斜，特别是废除农业税，实行补贴政策，“以工补农”取代了“以农补工”。很显然，我们今天既重农民的力量，更重农民的利益；既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更重农民分享发展的成果。因此，新的“三农”理论追求的目的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也就是说既重农民的“力”，更重农民的“利”。
(三)体现的指导思想新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新的指导思想。中央对“三农”问题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主张，特别是几个“一号文件”所制定的政策，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农民是农村的主体，是农业的主人。从根本上说，农业、农村问题都是农民的问题，农业、农村的发展要靠农民的全面发展。因此，从农民问题着手，是解决农业、农村问题的关键。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最重视的是人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中央坚持把农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04年“一号文件”把农民增收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和首要目标，体现了对农民的最大关怀；文件首次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工的地位和贡献做了充分肯定，表现了对农民阶层的充分尊重；文件强调坚决纠正土地征用中侵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坚决纠正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问题，等等，表现了维护和保障农民权益的决心和气魄，体现了善待农民工的深厚感情和对农民工高度负责的精神；文件强调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更是抓住了发展的核心和本质。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由于种种原因，在我国城乡、工农之间、农民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差距仍在不断扩大。在农村，农业和二三产业之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也严重
失衡。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我们党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城乡统筹、区域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的“五个统筹”的思想。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要求。
(四)提出的观点新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出发，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任务。这些新的“三农”理论的观点在我们党理论中是首次提出的，是我们党的理论中新思想、新观点。
(五)制定的措施新
在新的“三农”理论的指导下，2004―2011年，中央连续出台了8个指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强农惠农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举措，具体可以总结为“举措”的政策体系。这八个方面的重大举措，在我们党的政策中以前是没有的。
五、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
“三农”问题理论探索的贡献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基本理论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理论贡献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以西欧社会的发展为背景，提出了自己的农业发展理论。但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工业化发展到中期阶段作为执政党、作为政府如何发展农业，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没有预想到、也没有论述的。而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则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经济社会发展到工业化中期阶段政府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因此可以讲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内容。
(二)把党的“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首先继承了我们党的“三农”思想的基本观点，又根据新阶段、新形势的要求，提出了新观点、新举措。如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三农”工作，”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农”工作作为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我们党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三农”思想都是在工业化初期，在“以农补工、以乡养城”这种发展模式下提出的思想观点。而进入到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工业化中期，根据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应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模式，各项政策与工业化初期必须进行重大的转变。因此，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政府如何发展农业，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因此可以讲把党的“三农”理论发展到新阶段。
(三)论述了在工业化中期政府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实现工业化是每个国家必须要经历的发展阶段，在工业化初期，要发展工业，原始的资本积累只有从农业中提取，实行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而发展到工业化中期，工业的积累能够满足自身的发展，同时农业又是弱质产业，利润率低，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就需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理论探索提出的“六个基本”的观点和“举措”就初步论述在工业化中期政府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政策论文篇5
1998年底，中央在召开农村工作会议部署1999年农业和农村工作时，做出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大判断。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正在发生着新的阶段性变化，主要农产品供给已由长期短缺变成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农业发展不仅受到资源的约束，还越来越受到需求的约束。这次会议提出，要抓住机遇，适应阶段性变化，在新的起点上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切实转到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2000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针对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实际，又做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把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基本目标。同时还指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新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努力增加农民收入。2002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在新阶段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由过去主要追求产量转到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基础上，更加突出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
在200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提出了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六大变化：一是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农产品供求大体平衡、丰年有余。二是农村劳动力就业格局和转移动因发生重大变化。加快由种植业向养殖业转移，由农业向非农业流动。三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发生重大变化。农民收入增长来源日趋多元化、多样化。四是农村发展对城镇和国民经济的依赖程度发生重大变化。城乡发展的互补性、互动性增强。五是我国农业与世界农业的关联程度发生重大变化。各国农业联系紧密，农产品国际竞争加剧。六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内涵发生重大变化。更加注重提高效益和质量，保护生态环境，加快社会事业发展。
做出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判断的基本依据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国主要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这表明，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以往已有本质区别，农业的发展目标将由解决温饱为主转向适应小康生活的要求，如何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农产品供求的主要矛盾将由总量矛盾转向总量基础上的结构和质量矛盾，如何满足人民对高品质、多样化的食品的需求的问题将愈来愈突出；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将由过去主要受资源约束变为受资源、市场和环境约束，市场需求对农业发展的约束作用将越来越突出。
形势是确定任务和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大判断，引起农业发展的思路、目标和政策措施的一系列变化。从此，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开始出现巨大转变：过去为解决温饱问题而主要追求产量增长的农业生产，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基础上开始突出质量和效益；过去由于短缺而以提供初级产品为主的农业，现在有更多农产品用于发展畜牧业和各类加工业，农产品转化增值规模扩大，农业正成为有活力的现代产业；过去迫于生存压力而过度开垦的土地，现在可以有计划、分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湖，逐步恢复生态的良性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过去相对滞后的城镇化进程，现在正在加快步伐，随着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农业人口的比重逐步下降。对此，中央做出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明确提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基本目标。近几年中，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新阶段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对我国“三农”工作取得新的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明确“重中之重”战略思想
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既是“三农”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全党工作的重要战略部署。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始终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方针。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中央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理性分析发展现实，着眼未来宏观目标，在2003年初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提出，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提法表明，党对“三农”工作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指明了全党工作战略部署的重点。
“重中之重”战略思想，对于做好新阶段“三农”工作，推进农村小康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而深远。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我国13亿人口，9亿多农民；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村生产力落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水平也明显落后于城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要加快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必须更加重视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其二，解决好“三农”问题，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虽然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下降，但农业的基础地位并没有改变。目前，我国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农业不仅要为人们提供生存资料，还要为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重要原料。如果农业发展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农村繁荣、农民富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出大问题。其三，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才有保障，广大农村才能形成和谐安定、健康向上的良好局面，广大农民才能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扎实的基础，国家长治久安也才能有可靠的保障，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
“重中之重”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党对“三农”工作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表明了党在发展战略决策上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展示了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信心。按照这一思想，国家近几年来进一步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和保护的力度。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年下发“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了一系列更直接、更有力的支农、惠农政策，形成了新阶段“三农”政策的基本框架。各地都按照这一思想的要求，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加大农业投入，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
三、实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
“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是新阶段“三农”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多予”，就是要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快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少取”，就是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让农民休养生息。放活，就是要深化农村改革，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放活农村经营，把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
“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最早是在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该《决定》指出：“坚持多予少取，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2002年1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总的指导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2002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召开的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再次强调“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2003年7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克服非典型肺炎疫情影响，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意见》和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等又一次强调这个方针。“多予、少取、放活”，已成为指导“三农”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是从新阶段“三农”工作的实际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首先，这是新阶段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业和农村持续、健康发展的要求。虽然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相比，农业和农村依然是薄弱环节。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适应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的要求，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改变过去对“三农”给得比较少、取得比较多、管得比较死的做法，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其二，这是解决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必然选择。我国农业和农村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这既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现实反映，也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农业、农村和农民在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土地、资金、人才等要素外流严重，过多的劳动力滞留在越来越少的土地上，致使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和保护，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这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因此，中央提出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其三，这是坚持“以人为本”，保护农民权益的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在“三农”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维护好农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把农民增收作为实现农民根本利益的核心，采取综合性措施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因此，必须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农村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对“三农”进行支持和保护，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
“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的实施，带来了“三农”工作的新变化。一是推动了“三农”政策措施的创新。按照这一方针，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三农”的政策措施，例如，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特别是实行减免农业税、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的“两减免”政策；对农民实行补贴的政策措施，特别是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的“三补贴”政策；以及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大农业投入，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等等。二是引起了农村体制的重大变革，农村各项改革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带来了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的深刻变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和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农村土地制度、金融体制、文化卫生体制等不断完善，促进了农村社会体制的变革和创新。三是有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加快了农村小康建设步伐。实行这一方针，有力地调动和保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四、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
统筹城乡发展方略，是党和政府在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方略。其实质就是要把农业发展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考虑，把农村繁荣、进步放到整个社会进步中统筹规划，把农民增收放到国民收入分配总体格局中统筹安排，把农村和城镇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统筹协调，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是这一方略的最早论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要求，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统筹城乡发展”成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首要要求。200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统筹城乡发展，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国家现代化的重大方略。
确立统筹城乡发展方略，是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1997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3年达到历史最高点，为3.23：1。如果再将住房、医疗、教育、交通以及公共服务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同时剔除农民收入中的实物部分，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还要大。目前，我国城乡消费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差10~15年。占全国人口近70％的乡村仅消费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36％，而仅占全国人口30％的城市却消费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64％。在教育方面，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39.1％，远低于城市人口占65.4％的水平。在医疗方面，农民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占总医疗费用的比重高达90％，而城市个人支付的医疗费用仅占总医疗费用的60％。在社会保障方面，城市实行了基本社会保障制度，绝大多数人享受基本社会保障，而农村社会保障只在个别地方起步。这些差距的存在，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三农”问题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更加紧密，迫切要求把城乡发展统筹起来考虑和安排。只有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方略，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得到落实。从国际经验和教训看，凡是在工业化中后期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处理好城乡关系的国家，发展都比较快，经济和社会也越来越发达；反之，则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经济和社会发展就会陷入困境。
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是我国新时期对“三农”发展理论和思路的重大创新。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的近期目标，就是要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使农村在2022年如期实现小康。这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保护农民权益、富裕广大农民的重大举措。这标志着党和国家已经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到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来筹划，开始从“三农”外部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开始加快打破长期约束“三农”发展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体制，探索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这已经并必将进一步带来“三农”工作思路、政策和措施的重大变化。按照这一方略，这两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改革措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扶持“三农”的重大政策，大幅度增加农业和农村投入，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这对促进“三农”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必将有助于建立新型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
五、做出“两个趋向”重要论断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就明确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200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从发展情况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主要依靠农业提供的积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强化、农村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对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从加强农业、搞活农村入手，推进改革开放，逐步调整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全面发展城乡经济。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不仅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业和城市也得到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5万亿元，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达到2.63万亿元，城镇化率达到41．8％，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因此，必须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失时机地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努力形成工业与农业相互促进、城市与农村共同繁荣的新局面。另外，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表明，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劳动力大部分在农业中就业，农业客观上承担了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任务。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自身积累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就要适时调整发展政策，加大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促进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在工业化进程中，适时推进由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向工业反哺农业转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工业化国家的普遍规律，也是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成功之道。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是新时期制定“三农”工作政策和措施的理论依据。我国正处在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的关键时期。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这个阶段既是经济和社会结构快速调整的时期，也是各种利益关系复杂、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把握得当，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处理得好，就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反之，就会造成收入差距和社会矛盾扩大，影响经济和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因此，必须把“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作为制定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基本依据，通过实施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处理好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2005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这是贯彻落实“两个趋向”重要论断的重大举措，必将对解决好“三农”问题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也是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运用。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大都把工业发展等同于经济发展，把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看作消极的。20世纪50年代，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后，发展经济学开始重视从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问题。20世纪60年代，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强调工业与农业的平衡发展，认为农业不仅为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而且还要提供农产品剩余。如果农业不发展，或发展缓慢，就不能为工业提供所需的农产品剩余，从而使工业扩张受到阻碍。在整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处理好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家再次强调农业发展，并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粮食政策、粮食保障以及农业持续发展等问题，提出国家应及时根据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程度调整农业发展政策，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正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对这些发展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运用。
“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和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充分体现了发展理念的先进性和科学性，是新形势下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思想认识和政策取向上的进一步升华。这对于科学认识和把握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律，正确处理新阶段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促进统筹城乡发展，切实做好新阶段“三农”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六、实行“两减免、三补贴”政策
“两减免”是对传统农业体制和政策的重大突破。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对农业生产和经营征税的制度，这对过去一个时期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政权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种农业税收制度的积极作用逐步消退，而其制约农业发展、增加农民负担等消极作用不断增强，且征收成本高，也与国际通行的政策不符合。目前，国际上除越南等极少数国家征收农业税以外，其他国家都不征收农业税。我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有了改革农业税收制度的条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央决定出台“两减免”政策。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逐步降低农业税，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2004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取消农业特产税，5年内取消农业税。2004年，农村税费改革进展出乎寻常地快，动作之大也是原先没有预料到的。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规定：“进一步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免征力度，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行免征农业税试点，其他地区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在牧区开展取消牧业税试点；国有农垦企业执行与所在地同等的农业税减免政策。”2005年，取消农业税的进度进一步加快。2005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2006年全部免征农业税。这次农村税费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减轻、规范农村税费；第二步是取消农业税。“两减免”政策只是其中的第一步。“两减免”政策的落实，不仅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且带来了我国农村体制和政策的重大变化。
“三补贴”政策使我国农业政策及其实施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一直以来，我国的农业补贴主要补在流通环节，补在粮食企业，包括粮食进出口企业，其效果并不是很好。实施“三补贴”政策，彻底改变了多少年来补贴流通环节、补贴城市消费者、补贴企业的做法，使农民成了国家农业补贴的直接受益者。实施“三补贴”政策，完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定》规定：对农业的国内支持主要分为“绿箱”和“黄箱”政策，“绿箱”政策指与农产品价格没有直接关系、不引起贸易扭曲的措施，没有数量限制；“黄箱”政策指与农产品价格有直接关系、容易引起贸易扭曲的措施，对各国都有数量限制，我国的补贴不超过农业产值的8.5％）。发达国家均给予其农民以各种支持和补贴。据有关资料统计，一些国家农民每年人均享受到的各种农业补贴为：美国1．4万美元，欧盟1．7万美元，日本2.3万美元；如果按照耕地面积计算，每公顷土地农业补贴的幅度是：美国100~150美元，欧盟300~350美元，日本600美元左右。而我国的“黄箱”政策空间较大，2001年为134.7亿元，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0.58％，扣除农业税后为负值；“绿箱”政策与发达国家差距也很大。因此，实施“三补贴”政策，是我国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加强农业保护的重要举措。虽然这三项补贴政策的范围和操作方式不同，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直接补贴，即直接补给农民，这是我国农业政策的一大历史性进步。
实施“两减免、三补贴”政策，预示着2000多年与农民相伴的种田纳税制度的历史即将终结，标志着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标志着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我国农业体制和政策正在朝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方向迈进。
七、采取四项农业保障措施
为了确保在宏观调控中加强农业的成效，国家采取了最严格的保护耕地制度、加大农业投入、严格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四项措施，构成了新阶段“三农”政策的四项保障措施。
一是实行最严格的保护耕地制度。耕地是农业生产特别粮食生产的必需要素，也是广大农民的“命根子”。近年来，耕地被乱占滥用的现象十分严重。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98~2003年的5年间，我国耕地面积由19.45亿亩减少到18.51亿亩，净减少9363万亩，平均每年减少1872万亩。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42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如果考虑同期增加耕地2901万亩的因素，这5年间实际减少耕地面积12264万亩，平均每年减少2452万亩。而且我国耕地中的中低产田比例大，在18.51亿亩耕地中，中低产田为12.20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64.58％。针对这些情况，2004年，国家果断暂停耕地占用审批，严肃清理各种开发区和园区，坚决制止和纠正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坚决守住基本农田这条“红线”。国务院先后发出关于土地出让金使用、制止占用基本农田植树、尽快恢复撂荒地生产、妥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并严格土地管理等5项紧急通知，这5个通知构成了新阶段“三农”政策中农村土地政策的核心内容。
二是加大农业投入。增加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支撑和保障。较长一个时期以来，虽然我国农业投入数量不断增加，但投入不足的现象仍十分严重，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即使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超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农业投资仍然增长缓慢，2003年，全社会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仅比2002年增长3．7％。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严重制约着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针对这种状况，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的支持保护。”2004年，国家对农业、农村的基本建设投入明显增加，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共2626亿元，比2003年增长22.5％以上。另外，在国债资金总规模减少的情况下，2004年，中央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到550亿元；农村“六小工程”（节水灌溉、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水电、草场围栏）等小型农村基本建设的专项投入达到285亿元；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村扶贫开发等方面的投入也继续增加。国家还出台了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政策。这样大的投入力度，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三是调控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据有关部门初步估算，2004年，化肥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使农民平均每亩粮食生产成本比上年增加约50元以上。同时，在种子、农药、肥料和禽流感疫苗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制售假劣农业生产资料的行为，这样势必影响农民增加生产投入、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对此，政府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对化肥生产和进口的税收、价格优惠政策，明确了化肥的进销差率、批零差率和零售的最高限价。政府通过大力整顿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严厉打击随意抬高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和制售假冒伪劣农业生产资料的行为，加大对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监管力度，遏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势头，保护农民利益。
四是实行主要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价格支持政策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允许限量使用的“黄箱”政策，美国、欧盟、日本等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多年来均充分利用此项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对本国农产品实施价格支持，以保护农民利益免受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例如，美国有“无追索权贷款”和“反周期补贴”政策，欧盟实行了“目标价格”、“干预价格”和“门槛价格”政策，日本对10类农产品实行了5种形式的价格支持政策。从发展趋势看，这些国家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所支付的补贴资金逐渐从原来的收购环节向生产环节转移。因此，我国依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根据国内粮食供求关系的变化，于2004年及时公布了早籼稻、中稻、晚稻和粳稻的最低收购价格，并完善了储备粮调节制度。
八、结语版权所有
三农政策论文篇6
为了论文题目收集新名词、新概念，也为了“求新”，为了一鸣谅人，就把别人的东西照搬过来，囫囵吞枣，东拼西凑，这样的论文当然是写不好的，选题时要引以为戒。怎么选题呢？小编整理了一些三农问题论文的题目，给大家提供帮助。
1.关于三农概念与三农问题提法的考察
2.解决好三农问题亟需农村第二步改革
3.“三农问题”与农村成人教育发展战略选择
4.中国三农问题:现状与未来
5.解决“三农问题”的对策研究
6.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7.我国粮食安全和“三农问题”研究
8.论“三农问题”的现状与解决前景
9.“三农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10.“三农问题”的市场经济理论解析
11.基于科学发展观的百年三农问题再思考
12.城镇化问题对三农问题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13.乡村旅游:缓解西部“三农”问题的一种尝试
14.“三农”问题与高等农业教育——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农业院校改革发展
15.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以“三农”问题为背景的分析
16.三农问题解决路径:协同推进新三农建设
17.“三农”问题的研究综述与反思
18.人口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路
19.农民国民待遇与制度伦理分析——兼论“三农”问题的解决对策
20.“农家乐”民俗旅游与“三农”问题探讨
21.现代化视野中的“三农问题”
22.对治理中国"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23.对三农问题的几点思考
24.从解决“三农问题”入手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25.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26.剖析“三农”问题的内外部逻辑——“三农”问题的实质及解决之道
27.权利保护、法律供给与“三农”问题
28.“三农问题”:一个一般分析框架
29.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三农问题
30.关于我国三农问题的政策反思
31.三农问题:一个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32.浅析法国的重农学派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对“三农”问题的启示
33.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及对策分析
34.生态农村工程: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新思维
35.我国“三农”问题与城市化战略
36.全球化与中国“新三农问题”
37.河北省贫困农村地区“三农”问题与金融支持的分析与研究
38.以新的制度设计破解三农问题核心困结
39.我国“三农”问题的特征分析及政策选择
40.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发展
41.农村社会结构与“三农”问题研究
42.“三农问题”的困境及其对策
43.浅析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
44.从培养、开发农业人力资源入手解决“三农”问题
45.对治理“三农”问题的宪政思考
46.论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及其解决途径——兼谈我国农民金融发展权的保障
47.权力资源、生活机会和财政体制——论我国“三农”问题及农村税费改革思路
48.“三农”问题与二元结构政策
49.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看十八大之一瞥——三农问题
50.三农问题传统解决路径的反思
51.“三农教育”: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52.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53.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
54.制度的彻底变迁与三农问题化解
55.论解决三农问题的市场增进观
56.农村就业转移增长的困境——论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逆向趋势
57.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
58.城中村:一个特殊的三农问题
59.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破除二元社会结构
60.试析新形势下三农问题与城镇化发展关系
61.解决“三农”问题的障碍与路径
62.小城镇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63.“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
64.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中国三农问题
65."三农"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66.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核心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67.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研究
68.“三农”问题现状反思及工作方法的改进
69.论城乡互动:解决“三农”问题的机制与对策
70.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探讨——论乡村旅游的作用
71.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主体的改变看“三农”问题的解决
72.贵州“三农”问题的现状分析——兼议贵州农村法制发展的社会背景
73.“三农”问题现状及建议
74.新世纪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
75.统筹城乡: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
76.从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与变迁思考西部地区“三农”问题
77.“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与改革思路探析
78.论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三农问题
79.“新三农问题”背景下农地优化配置的制度保障研究
80.中国“三农”问题:分析框架、现实研判和解决思路
81.取消农业税后面对“三农”的公共财政建设问题——兼论解决云南“三农”问题的公共财政政策选择
82.三农问题背景中的村民自治
83.美国内战后南部地区城市化与三农问题之关系初探
84.统筹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85.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农村市场化改革
86.论解决“三农”问题的公共财政政策选择
87.发展乡镇企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88.论“三农”问题与农业人力资本的积累机制建设
89.“三农”问题:社会公正与社会排斥
90.“三农”问题网络舆情的传播特点与应对策略
91.三农问题困境与出路
92.农村合作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创新
93.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94.解决“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95.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增加农民收入
96.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给农民国民待遇
97.浅谈三农问题及解决措施
98.三农微观层面存在的问题分析与改进措施思考——以三亚市崖州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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